1个人，10本书，20多年，3家出版社，总印数不超过1万册。数字在很多时候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简单但是深刻。它们准确地表明了本文记述的主人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当前的境况；也清晰地传达着一种执著，一种令人感奋的执著。在进入正题之前，先简单地谈谈玻尔。
尼耳斯·玻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在量子力学的创立和诠释方面功勋卓著。在他的祖国丹麦，他是与安徒生一样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在其他国家大多数公众的眼里没有什么知名度。自70年代以来，丹麦有关部门决定编纂玻尔的文集，原定8卷，后改为11卷，迄今已出版10卷。作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它们是必备的原始材料。
戈革先生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得罪”别人的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在与他见面之前，我并没有看过他太多的文章，但是从这些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足够我下这样的判断。这种印象在看到戈先生的名片时无疑是大大的加强了，素白的纸面上除了自己的姓名、电话和地址之外只有两行字：“《尼耳斯·玻尔集》单人汉译者”；“教授（退而不休），被孤立的科学史工作者”。我的眼前浮现出一颗白发苍苍的头来，面容有些严峻，双目很有神，头发倒竖着。其时，很惭愧的是，我不知道，戈先生是中国（也可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玻尔专家；同样我并不知道，“《尼耳斯·玻尔集》单人汉译者”这句话后面包含着怎样的艰难。我只是想，如果与这位老先生打交道，也许是比较困难的事。
少年时代的戈革先生显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毕竟，能够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的人并不太多。这是戈先生自己的选择。与现在一样，那时学习理论物理的前景并不美妙，家人的建议是选择工科，但是戈先生固执地认为只有物理才够得上对自己智力的挑战。1949年大学毕业后，戈革先生原本打算在研究生期间做量子方面的理论研究，因为导师反对而作罢。不过，量子与戈先生之间一生的缘分已经注定了，他买来很多量子方面的书，研读这些书成为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对这一爱好的痴迷，从他在在接受“劳动改造”时依旧抱着几本厚厚的大部头即可见一斑。因此，曾有人谓这些大部头正是毁掉戈先生眼睛的“罪魁祸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戈先生是颇有几分遗憾的：“由于没有老师指导，自己也不知道作什么好，因此没有作出什么东西来，结果就在几年前受到别人的攻击，指为‘既不懂理论计算，又不熟悉科学前沿’”。
有道是“有意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当初立志攻读物理时，戈革先生肯定没有想到历史不会给予自己成为物理学家的机缘；同样，在起初翻译玻尔作品之时，他肯定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生竟然会与这个名字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如果一个人对历史感兴趣，而且又真正在量子力学方面下过功夫，那么他不进入玻尔的世界也是很难的。
我与戈先生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个温暖的冬日。开门的正是戈先生，高但略有点驼的个子，头发花白，表情有些严肃。我向来就不差的对直觉的自信心又一次得到了加强。宾主落座之后，戈先生就相当直率的跟我谈起了自己对我们报纸的看法。这并不让我感到意外，尽管此次拜访他的目的是为了就他为我们写的一篇稿件的修改与他沟通，另外还想请他替我们找一些相关的图片。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与戈先生的沟通非常顺利。尽管不是完全赞同我的观点，在阐述完我的理由之后，戈先生还是同意了我的修改意见，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事实上，在起身告辞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来时的拘谨。戈先生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严肃，已近80的人，仍然爱激动，说到高兴处，也喜欢哈哈大笑。
戈先生在为我找图片时表现出的一丝不苟，我在其他很多像他这样年纪的学者那里都感受过。他亲自从储藏室里抱来厚厚的一大叠照片和厚厚的几本英文原版书，逐一为我挑选合适的。当时有几张图片不理想，在我走后，戈先生又重新进行了搜索，并迅速与我通了电话。
我与戈先生的第一次交往是很愉快的，但他比较容易得罪人这一印象没有削弱而是加深了。一个心里装不下话的人，怎么会不得罪人呢？
在距大学毕业30年后，戈先生从学校图书馆里发现了《玻尔集》的前四卷，就借了出来，立即着手翻译。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戈先生认为是大干一番的时候了。1982年底，戈先生以最快的速度将四本书译出交稿时以为，在1985年玻尔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这四本书悉数出齐显然不是太大的问题。不过，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玻尔的百年诞辰如期而至，但这几本书竟无一出版。直到1986年第一卷才姗姗问世，其时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大小小的报纸纷纷作了报道。对他们来说，被自己国人视为英雄的人物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也得到尊重，无论如何都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但，此时的戈先生除了高兴外，更多的恐怕是无奈：余下的三卷何时能出恐怕只有天晓得。（前四卷出齐是五、六年之后的事了，戈先生也因此借了图书馆的书十数年才得以归还）
“山重水复疑无路”这样的套话随时随地都在重复，尽管如此，我认为它用在此时的戈先生身上还是非常恰当的。当年身居牛棚之时，戈先生又何曾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远涉重洋，来到自己最敬慕的人士的故乡的呢？1988年，正当戈先生为文集的出版一筹莫展之际，获得了一次前往丹麦的机会。此前，戈先生与丹麦的有关机构已经建立了联系，不仅解决了文集的版权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样书的来源问题。此次的丹麦之行只有短短的6个月，但是对戈先生来说收获是巨大的。除了收集到满满的几大包资料，在丹麦友人的协助下也为《玻尔集》中文版的出版争取到了第一笔资助。之后，一边伏案翻译《玻尔集》，一边为了争取到几千美元的出版费用与丹麦的各个私人基金会不厌其烦地交涉，几乎占据了戈先生的全部生活。
在我第3次拜访戈先生时，《玻尔集》第10卷的中文版已经出版并送到了他的手中，书的装帧保持着原有的风格：棕灰色的底，烫金的玻尔头像和书名。先前从第3卷到第9卷与戈先生合作的北京一家出版社，拒绝与他再次合作，因此第10卷是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加上最初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头两卷，10卷《玻尔集》在中国由三个最能体现现代文明的城市“联手”推出，实在是意味深长。此次与出版社定的合同协定出版社不负责发行，因此整整300本书都在他的手里。我去的时候，戈先生告诉我说已经卖出了1本。
与《玻尔集》第10卷一起出版的还有一本戈先生自己的文集———《史情室文帚》，其中大半是他多年来研究玻尔的心得。这是戈先生用兄嫂遗赠之资重出的繁体字本，先前所出的简体字本因为有些错误无法忍受，戈先生一直引以为憾，但因无力解决也只能暂时搁置，此次重出也算了却一桩心愿。所谓文如其人，阅读这本书，我的脑海里浮现的也总是那颗有点倔的白发苍苍的头。
第11卷《玻尔集》丹麦人正在准备编纂，以他们的进度没有四、五年是完不成的。对此，戈先生倒是不特别着急，因为他有一个梦想，一个很久就有的梦想。他希望这10本书能够修订再版，并在这个基础上自己选编一套《玻尔选集》，一套篇幅不至于太长，但能够精当地体现玻尔思想的选集。他认为，给一个重要的科学家编选集，应该是一件很严肃的学术工作，它必须建立在对被编选人思想的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如果只是胡乱摘录就算一本书，那是对被编选人和读者的极端不尊重。
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我这篇文章对于实现戈革先生的梦想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当然，我还是希望因为我的文章，戈先生手里的书能够多卖出去几本）资本总是流向能带来最大现实利润的地方，这是人类社会一条基本的规律。在多数情况下，总是规律支配着人而不是相反。
同样，这篇文章也不在于评价戈革先生工作的价值。一方面我不够格，另一方面戈先生和我都不会卖大力丸。其实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有理想，并且愿意为这个理想而付出毕生的精力，他们并不太在乎得到什么。对这样的人，我总是怀有深深的敬意。
表达敬意的方式有很多种。这也应该是一种罢。
